撰稿/ 劉世南


當代社會正面臨心理健康危機、環境崩潰與社群疏離等多重挑戰，設計的角色也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典範遷移。本文主張，關懷導向設計（Care-Oriented Design）不僅是一種方法論的創新，更是對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的批判性回應——它將設計重新定位為一種「療癒性實踐」（healing praxis），旨在修復人類情感連結與重建社會韌性的基礎。透過跨領域整合公共衛生、環境心理學與創傷研究，此趨勢揭示設計在形塑「情感基礎設施」（affective infrastructure）中所具有的政治能動性（Tronto, 2013；Thornton, 2019）。

 

設計倫理的典範轉移 傳統以使用者為中心（user-centered）的設計框架，常內含著「解決問題」的工具理性思維，將人類需求簡化為可量化的「痛點」（pain points）。然而，Mol（2008）在《護理的邏輯》（The Logic of Care）中批判這種「選擇模型」（choice model）的侷限，強調健康照護應被視為一種動態的關係實踐，而非標準化服務的交付。這一觀點延伸至設計領域，促使設計師重新思考「同理心」的內涵——不再僅是需求洞察的工具，而是一種建立「脆弱性互惠」（reciprocal vulnerability）的倫理承諾（Tronto, 2013）。

這一典範轉移亦反映在創傷知情設計（Trauma-Informed Design）的興起。Thornton（2019）指出，物理環境中的感官刺激（如照明色溫與材質觸感）會直接影響邊緣族群的心理安全感。例如，盧安達MASS Design Group在Butaro醫院的專案中，運用本土石材建造透氣牆體，不僅降低結核病的傳播率，更將「建造過程」轉化為社區療癒儀式——培訓當地婦女參與施工，使基礎設施成為社會復原力的載體（MASS Design Group, 2021）。此案例顯示，關懷導向設計須同時處理物質性（materiality）與社會性（sociality）的交織關係。


 

從個體福祉到集體韌性 關懷導向設計的實踐已從個體層面的互動，擴展至城市系統的層級。倫敦大學學院的「創傷療癒城市」專案（UCL Urban Lab, 2022）透過參與式敘事設計，邀請難民於公共空間創作視覺地圖，將個人創傷經驗轉譯為社群共享的文化資產。這一過程呼應Clayton與Myers（2020）的觀點：自然環境作為「沉默的共情者」（silent empath），透過生物多樣性與親生命性設計（biophilic design）可緩解集體焦慮。

產業界的創新亦不容忽視。IKEA於2023年推出的「居家福祉計畫」，開發具備情感運算（affective computing）能力的模組化家具。智慧沙發可透過壓力感測器偵測獨居者的社交孤立指數，自動連結至社區志工系統。此專案雖提升高齡族群的社會支持可及性，卻也引發爭議。同年，Calm AI因過度蒐集用戶情緒數據而遭歐盟調查，暴露出「監控式關懷」（surveillance care）的倫理陷阱（Turkle, 2015）。這些矛盾凸顯，技術應用需在效率與人性尊嚴之間取得艱難的平衡。


 

未來的批判性議程 關懷導向設計的實踐，本質上是一種對權力結構的介入。荷蘭團隊Social Label於2022年在非洲推行的「本土工藝合作社」計畫，因忽視部落長老的權威體系，導致青年工匠遭社群排斥，專案最終失敗。此一教訓顯示，跨文化設計必須超越表面的包容性，深入解讀在地的「關係地景」（relational landscape）（Escobar, 2018）。

在政策層面，制度創新同樣刻不容緩。芬蘭於2025年率先制定全球第一部「國家福祉設計政策」，強制新建案需提交「社會影響模擬報告」，並將「社區情緒地圖」（community emotion mapping）列為都市規劃的標準工具。此舉不僅轉變設計師的角色——從服務提供者轉型為「制度共創者」（policy co-creator）——亦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鏡（Finnish Design Council, 2025）。


 

設計作為社會處方箋 關懷導向設計的興起，標誌著設計專業從「造物技藝」走向「關係修復」的深層轉型。本文主張，設計師應重新定位自身為「社會療癒師」（social healers），透過物質與數位介面的整合，編織起支持脆弱群體的情感網絡。然而，這一轉型需面對三大挑戰：其一，技術倫理監管框架的缺位；其二，跨文化知識詮釋權的爭議；其三，設計教育中批判理論的缺乏。唯有正視這些矛盾與張力，關懷導向設計方能真正成為社會轉型的催化劑，而非另一種溫和包裝的殖民工具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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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此文章首圖使用 AI 創新情境生成工具 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