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稿/ 劉世南

設計研究（Design Research）作為一門跨學科領域，始終處於理論與實踐的動態交織之中。它不僅是設計實踐的知識基礎，也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催化劑。從戰後工業化時期的技術理性，到當代對批判性社會建構的關注，設計研究的範疇持續擴張，其方法論與價值觀也隨著時代需求不斷轉變。

本文將從歷史脈絡出發，探討設計研究的本質、角色與演進，並分析其背後的理論框架如何回應社會議題與人類價值的轉向。

 

▎設計研究的本質：知識生產與實踐的雙重性

設計研究的核心在於「透過設計生成知識」（Cross, 2001）。這一過程不僅關注設計成果的實用性，更強調對設計行為本身的批判性反思。早期設計研究深受工程學影響，例如赫伯特·西蒙（Herbert Simon）在1969年提出「人工科學」（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）概念，將設計視為一種系統化的問題解決過程。西蒙基於技術理性，主張設計可透過邏輯分析與模組化操作達成最優解。然而，這種功能主義觀點逐漸遭到質疑。

唐納德·諾曼（Donald Norman, 1988）在《設計心理學》中指出，設計的核心不僅是解決問題，更關乎人如何與人工物互動。這一觀點的出現，象徵設計研究從「物的邏輯」轉向「體驗的詮釋」，並開啟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研究典範。


 

▎設計研究的角色：工具與批判的雙重性

設計研究始終具備多重角色：它既是設計師的工具箱，也是社會批判的鏡像。以IDEO在2000年代推廣的「設計思維」（Design Thinking）為例，該方法將設計轉化為商業創新的策略工具（Brown, 2008），強調快速原型與跨學科協作。與此同時，後殖民理論家阿圖羅·埃斯科巴（Arturo Escobar, 2018）則認為，設計研究應揭示隱含的權力結構，並支持邊緣群體的文化自主。這種二元角色反映設計研究既服務於資本市場，也試圖顛覆其霸權邏輯。


 

▎歷史演進：從技術理性到社會參與

設計研究的發展可視為從「技術控制」邁向「社會對話」的歷程。1950至1970年代，戰後重建與工業需求主導了研究議題。英國設計學者布魯斯·阿徹（Bruce Archer, 1965）提出「系統化設計方法」，主張以結構化流程提升效率。當時的方法論多借鑒工程學與作業研究，反映出對「科學化設計」的高度期待。

然而，1980年代開始，這種理性主義框架受到挑戰。唐納德·舍恩（Donald Schön, 1983）在《反思性實踐者》中指出，設計實務充滿「模糊情境」（Swampy Ground），難以單靠理論模型應對。舍恩主張設計師應在實作中反思（Reflection-in-Action），透過與情境的互動構建動態知識。此觀點打破了科學主義的霸權，並為民族誌與敘事分析等質性方法鋪路。


 

▎轉向社會創新與系統設計

進入21世紀，設計研究進一步拓展至社會創新與系統設計領域。理查·布坎南（Richard Buchanan, 2001）提出「設計四大秩序」——符號、物件、互動與系統，將設計的應用範圍從產品延伸至服務、政策乃至生態系統。

例如，曼齊尼（Ezio Manzini, 2015）提出的「社會創新設計」強調在地協作與資源共享以因應氣候危機；而「參與式設計」（Participatory Design）則主張賦予邊緣群體在設計過程中的話語權（Costanza-Chock, 2020）。這一轉向不僅反映設計研究的社會責任，也體現其從「解決問題」走向「重新定義問題」的批判性視野。


 

▎理論與方法的典範轉移

設計理論的演變深刻呼應社會價值的轉變。西蒙的功能主義視設計為「問題與解方的配對」，但在面對如貧窮、氣候變遷等「棘手問題」（Wicked Problems）時顯得力有未逮。里特爾與韋伯（Rittel & Webber, 1973）指出，這類問題無法被簡單「解決」，只能透過不斷協商與調適性策略加以回應。

此洞見促使設計理論轉向關係性與過程性的觀點。科斯基寧（Koskinen et al., 2011）提出的「關聯性設計」（Relational Design）即強調，設計價值不在於最終產出，而在於其激發的社會互動與網絡效應。

在方法論上，早期偏好實證性（如A/B測試）的研究方法逐漸被詮釋取向所取代。例如，Dourish（2001）運用民族誌方法深入描繪使用者日常實踐；Dunne與Raby（2013）則以「設計虛構」（Design Fiction）探索未來情境。近年興起的「思辨設計」（Speculative Design）更放棄傳統的實用目標，轉向透過虛構原型激發公眾對科技與倫理的討論。這些方法不再僅僅追求效率，而是擴展我們對未來可能性的想像。


 

▎當代挑戰與批判性轉向

在數位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雙重壓力下，設計研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。一方面，學術界對量化數據的依賴質疑設計研究的嚴謹性（Jonas, 2007）；另一方面，生成式AI的普及正動搖設計知識的傳統權威（Lupton, 2022）。然而，這些挑戰也激發了新的可能。

例如，「去殖民化設計」（Decolonial Design）強調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模式，轉向多元地方知識（Abdulla et al., 2022）；而「去成長設計」（Degrowth Design）則批判消費導向邏輯，提倡低技術、高韌性的方案。這些思想揭示設計研究的根本轉向：從「造物」轉向「建制」、從「服務市場」轉向「重構價值」。


 

▎設計研究作為一場社會實驗

設計研究的發展史，本質上是一場對「理想生活」不斷重新定義的實驗。從西蒙的理性主義到埃斯科巴的「多元宇宙設計」，其核心問題始終是：我們如何透過設計來理解並改造世界？今日的設計研究已超越方法論的討論，轉向關注倫理、權力與未來等根本議題。面對技術巨變與生態危機，設計研究者必須更勇敢地擁抱不確定性，並在批判與創造的張力之中，探索人類文明的另一種可能。設計研究將是how and why 的持續辯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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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此文章首圖使用 AI 創新情境生成工具 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