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稿/ 劉世南


台灣設計研究院 TDRI的研發團隊正致力於設計研究與實踐的典範轉移。從國際設計研究的趨勢與產業轉型的發展出發，本文探討設計新典範的八大關鍵方向之一（如圖中之 Forces of transition）。以下內容概述以系統設計驅動的文明轉型中，七項核心子議題的主張與洞見。

 

當代設計實踐正經歷一場深層的本體論轉向。設計的角色不再侷限於產品與服務的優化，而是拓展為一種「跨尺度干預框架」（cross-scalar intervention framework）。此一轉變根植於 Irwin（2015）提出的「轉型設計」（transition design）理論，主張設計師需具備系統思維（systems thinking）與多層級介入的能力（Buchanan, 2019）。面對氣候崩潰與制度失靈交織而成的複合危機，設計師透過政策共創與服務系統的重構，成為推動結構性變革的關鍵媒介。設計也因此由「解決問題的工具」轉化為「重構社會技術系統的槓桿」，其影響範圍涵蓋生態、經濟與治理等多元面向。


 

傳統的永續發展典範，例如 Elkington（1997）提出的「永續性三重底線」（triple bottom line of sustainability），已無法因應當前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。設計實踐正轉向以「行星邊界框架」（planetary boundaries framework；Rockström et al., 2009）為基礎的再生系統建構。這場轉變聚焦於三條主要實踐軸線：一是「循環代謝設計」（circular metabolic design），援引工業生態學中的「搖籃到搖籃」（cradle-to-cradle）原則（McDonough & Braungart, 2002），以重構物質流動網絡；二是「氣候正義導向設計」（climate justice-oriented design），結合後殖民理論與參與式行動研究（Escobar, 2018），挑戰設計中的權力結構；三為「適應性空間轉譯」（adaptive space translation），受批判地域主義（critical regionalism；Frampton, 1983）啟發，將閒置資產轉化為韌性基礎設施。這些實踐共同建構出一套「結構性倫理」（structural ethics），要求設計師在生態素養與社會責任之間動態取得平衡。


 

轉型設計中的時空思維結合了「轉型管理」（transition management；Rotmans et al., 2001）與「行星治理」（planetary governance；Biermann, 2014）等概念，發展出「跨物種時間性」（trans-species temporality）的設計策略。例如，生態轉型路徑圖（eco-transition roadmapping）應用情境規劃工具（scenario planning；Van der Heijden, 2005）模擬長週期的系統演化；而韌性生活系統（resilient living systems）則融合複雜適應系統理論（Holling, 2001）與社會技術轉型架構。這些方法突顯設計在文化、生態與制度轉型中的中介角色，不僅需回應行星尺度的限制，也須關照在地脈絡的需求（Irwin, 2015）。這樣的時間性重構挑戰人類中心的短期思維，賦予設計跨世代倫理的承載功能。


 

面對高度複雜的社會技術系統，設計教育正邁向「複雜性素養」（complexity literacy）的新典範（Snowden & Boone, 2007）。設計師需運用「系統詮釋循環」（systemic hermeneutic cycle），結合建構主義認識論（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；Von Glasersfeld, 1995）與社會技術系統分析。此外，藉由「權力圖譜技術」（power cartography），整合行動者網絡理論（actor-network theory；Latour, 2005）與衝突調解策略，設計能深入剖析權力分布與系統動態。這場認知轉型呼應 Haraway（1988）所提「情境化知識」（situated knowledge）的理念，強調設計需根植於具體脈絡，避免陷入普遍化的解方謬誤。如此，設計師得以從「問題解決者」演化為「系統詮釋者」。


 

針對棘手問題（wicked problems；Rittel & Webber, 1973）所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與多重價值衝突，設計領域發展出一系列視覺化工具，例如爭議圖譜（controversy mapping；Venturini, 2010）。這些工具透過多層次雷達圖（multi-layered radar plot）揭示價值張力，並建構參與式系統動態模型（participatory system dynamics model），促進跨領域對話與協作。視覺分析技術（visual analytics；Thomas & Cook, 2005）將設計轉化為集體智慧的催化劑，而非僅止於單向輸出的解方。透過辯證過程，設計從「靜態輸出」轉化為「動態對話平台」，有效協調多元利害關係者之間的矛盾與張力。


 

在人工智慧迅速發展的當下，設計面臨「價值敏感設計」（value-sensitive design；Friedman & Hendry, 2019）的雙重挑戰：一方面需建構演算法影響評估制度（algorithmic impact assessment；Reisman et al., 2018），另一方面亦需回應桑托斯（Santos, 2018）所提出的「南方認識論」（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），避免技術設計成為知識殖民的工具。

為此，「認知正義設計」（cognitive justice design）強調納入多元文化觀點於人工智慧系統之中；而「技術民主化路徑」（techn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pathway）則透過參與式設計方法（Simonsen & Robertson, 2012），重新建構技術治理架構。這套倫理框架促使設計師在追求技術效率與實現社會正義之間，尋求一種具備脆弱性與反思性的平衡。


 

隨著數位轉型加速，「平台合作主義」（platform cooperativism；Scholz, 2016）興起，預示去中心化數位生態系的形成。隱私優先的架構（privacy-first architecture）借助零知識證明技術（zero-knowledge proof；Zyskind et al., 2015），保障使用者對自身資料的主權；而「混合存在系統」（hybrid presence system）則結合擴增實境（AR）與傅柯（Foucault, 1986）提出的「異質空間」（heterotopia）概念，重新定義虛實融合的生活場景。這些實踐回應奧斯特羅姆（Ostrom, 1990）提出的公共資源治理原則，同時探索區塊鏈技術在數位公地中的應用，挑戰傳統平台經濟的集中式控制。此一設計範式不僅重塑數位社群的互動邏輯，也為後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實驗性藍圖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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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此文章首圖使用 AI 創新情境生成工具 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