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 時代下，設計師的角色如何轉變？從使用者中心走向社會系統重構的必經之路
特邀專欄
從以人為本到以人性為本的設計
撰稿/ 劉世南
近來設計研究與實踐，有明顯的典範遷移（paradigm shift）。其中在研究議題主張要從以人為主（human centered）而遷移到以人性為主（humanity centered），並且設計研究與應用，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也在方法上根本的改變跟發展。
我想談 AI 時代的設計的典範遷移與實踐革新，重新定義設計的倫理、參與與系統性。
近來設計研究與實踐，有明顯的典範遷移（paradigm shift）。其中在研究議題主張要從以人為主（human centered）而遷移到以人性為主（humanity centered），並且設計研究與應用，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也在方法上根本的改變跟發展。
我想談 AI 時代的設計的典範遷移與實踐革新，重新定義設計的倫理、參與與系統性。
▎典範遷移的歷史脈絡：從工具理性到人性關懷
設計的歷史，實則是一部人類如何回應技術與社會變遷的過程。1960 年代，以「功能主義」為核心的設計典範深受工業化與人因工程學影響，強調效率與標準化。此時，代表性學者如 Donald Norman 提出「使用者中心設計」（User-Centered Design），將設計視為解決問題的工具（Norman, 1988）。然而，隨著數位化浪潮與全球性危機的加劇，設計的關注焦點逐漸由「個體需求」轉向「集體福祉」。
2010 年以後，氣候變遷、社會不平等與 AI 倫理等「超複雜問題」（Wicked Problems）浮上檯面，推動設計理論從「以人為本」邁向「以人性為中心」（Humanity-Centered Design）。Ezio Manzini 在《Design, When Everybody Designs》（2015）中指出，設計應由服務商業利益，轉向促進社會創新，並將生態永續與文化多樣性納入核心考量。這場典範遷移不僅是方法論的革新，更是設計倫理的重構。
2010 年以後，氣候變遷、社會不平等與 AI 倫理等「超複雜問題」（Wicked Problems）浮上檯面，推動設計理論從「以人為本」邁向「以人性為中心」（Humanity-Centered Design）。Ezio Manzini 在《Design, When Everybody Designs》（2015）中指出，設計應由服務商業利益，轉向促進社會創新，並將生態永續與文化多樣性納入核心考量。這場典範遷移不僅是方法論的革新，更是設計倫理的重構。
▎新興設計概念：理論、實踐與 AI 賦能
1. 參與式設計：打破權力結構的共創實驗
參與式設計（Participatory Design）起源於 1970 年代北歐的勞工運動。學者 Pelle Ehn 與 Susanne Bødker 在《Computers and Democracy》（1987）中主張，應讓工人參與技術系統的設計，以對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異化現象。經典案例如丹麥的「UTOPIA 計畫」，透過工作坊讓排版工人與工程師共同設計圖文處理系統，確保技術符合勞動者的實際需求（Greenbaum & Kyng, 1991）。
在 AI 時代，參與式設計迎來新的機遇與挑戰。例如 MIT 媒體實驗室的「CityScope」項目，結合生成式 AI 與實體模型，讓居民共同模擬城市規劃方案（Alonso et al., 2018）。然而，AI 工具也可能因數據偏誤而強化既有不平等。Sasha Costanza-Chock 在《Design Justice》（2020）中警告，若未納入邊緣群體參與演算法設計，技術可能淪為壓迫工具。
2. 民主式設計：從開放原始碼到物質民主化
民主式設計（Democratic Design）可追溯至 Victor Papanek 的《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》（1971），主張設計應服務社會多數，而非菁英階級。當代實踐如 IKEA 的「民主設計」原則，透過模組化、平價化與永續材料，降低設計產品的使用門檻。
AI 技術進一步擴展民主化的可能性。開源平台如 OpenAI 公布 GPT-2 模型供大眾試用，促進語言技術的透明化（Radford et al., 2019）。然而，Mariana Mazzucato 指出，若缺乏公共監管，AI 可能加劇「數位封建主義」（Digital Feudalism），使技術創新被少數企業壟斷（Mazzucato, 2021）。
3. 包容性設計：從無障礙到差異政治
包容性設計（Inclusive Design）的里程碑是 1997 年英國通過的《反殘疾歧視法案》，要求公共空間與數位服務必須符合無障礙標準。學者 Jutta Treviranus 創立的「包容性設計研究中心」（IDRC）開發出「FLOE 計畫」，提供開放工具包，使教育資源可根據個人需求進行調整（Treviranus, 2014）。
AI 在此領域亦有突破與爭議。微軟的「Seeing AI」應用程式透過影像辨識協助視障者，卻因訓練資料缺乏多元膚色而表現不佳（Stark & Hutson, 2021）。這呼應了 Safiya Umoja Noble 在《Algorithms of Oppression》（2018）中的批判——技術若忽視交叉性（Intersectionality），將重現社會排除與偏見。
4. 系統設計：從線性思維到行星尺度
系統設計（System Design）奠基於 Donella Meadows 的《系統思考》（Thinking in Systems, 2008），強調設計須處理生態、經濟與文化間的動態交互。典型案例如「En-ROADS 氣候模擬器」，由 Climate Interactive 與 MIT 共同開發，透過可視化介面協助政策制定者模擬減碳政策的效果（Sterman et al., 2022）。
AI 在此扮演「系統翻譯者」的角色。例如 Google 的「Global Fishing Watch」平台，利用衛星數據與機器學習追蹤非法捕魚行為，促進海洋資源的永續管理（Kroodsma et al., 2018）。但 Bruno Latour 提醒，系統設計應警惕「蓋婭理論」的浪漫化，需正視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（如病毒、碳排放）之間的衝突（Latour, 2017）。
參與式設計（Participatory Design）起源於 1970 年代北歐的勞工運動。學者 Pelle Ehn 與 Susanne Bødker 在《Computers and Democracy》（1987）中主張，應讓工人參與技術系統的設計，以對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異化現象。經典案例如丹麥的「UTOPIA 計畫」，透過工作坊讓排版工人與工程師共同設計圖文處理系統，確保技術符合勞動者的實際需求（Greenbaum & Kyng, 1991）。
在 AI 時代，參與式設計迎來新的機遇與挑戰。例如 MIT 媒體實驗室的「CityScope」項目，結合生成式 AI 與實體模型，讓居民共同模擬城市規劃方案（Alonso et al., 2018）。然而，AI 工具也可能因數據偏誤而強化既有不平等。Sasha Costanza-Chock 在《Design Justice》（2020）中警告，若未納入邊緣群體參與演算法設計，技術可能淪為壓迫工具。
2. 民主式設計：從開放原始碼到物質民主化
民主式設計（Democratic Design）可追溯至 Victor Papanek 的《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》（1971），主張設計應服務社會多數，而非菁英階級。當代實踐如 IKEA 的「民主設計」原則，透過模組化、平價化與永續材料，降低設計產品的使用門檻。
AI 技術進一步擴展民主化的可能性。開源平台如 OpenAI 公布 GPT-2 模型供大眾試用，促進語言技術的透明化（Radford et al., 2019）。然而，Mariana Mazzucato 指出，若缺乏公共監管，AI 可能加劇「數位封建主義」（Digital Feudalism），使技術創新被少數企業壟斷（Mazzucato, 2021）。
3. 包容性設計：從無障礙到差異政治
包容性設計（Inclusive Design）的里程碑是 1997 年英國通過的《反殘疾歧視法案》，要求公共空間與數位服務必須符合無障礙標準。學者 Jutta Treviranus 創立的「包容性設計研究中心」（IDRC）開發出「FLOE 計畫」，提供開放工具包，使教育資源可根據個人需求進行調整（Treviranus, 2014）。
AI 在此領域亦有突破與爭議。微軟的「Seeing AI」應用程式透過影像辨識協助視障者，卻因訓練資料缺乏多元膚色而表現不佳（Stark & Hutson, 2021）。這呼應了 Safiya Umoja Noble 在《Algorithms of Oppression》（2018）中的批判——技術若忽視交叉性（Intersectionality），將重現社會排除與偏見。
4. 系統設計：從線性思維到行星尺度
系統設計（System Design）奠基於 Donella Meadows 的《系統思考》（Thinking in Systems, 2008），強調設計須處理生態、經濟與文化間的動態交互。典型案例如「En-ROADS 氣候模擬器」，由 Climate Interactive 與 MIT 共同開發，透過可視化介面協助政策制定者模擬減碳政策的效果（Sterman et al., 2022）。
AI 在此扮演「系統翻譯者」的角色。例如 Google 的「Global Fishing Watch」平台，利用衛星數據與機器學習追蹤非法捕魚行為，促進海洋資源的永續管理（Kroodsma et al., 2018）。但 Bruno Latour 提醒，系統設計應警惕「蓋婭理論」的浪漫化，需正視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（如病毒、碳排放）之間的衝突（Latour, 2017）。
▎未來議題：AI 時代的設計倫理與行動架構
1. 技術民主化的雙刃劍
生成式 AI 工具如 DALL·E 或 MidJourney 降低設計創作門檻，卻可能侵蝕專業價值。荷蘭設計團隊「Next Nature Network」提出「AI 輔助共創」框架，在食品設計專案中讓 AI 生成原型，再由社區成員投票選出，平衡創意效率與民主參與（Next Nature, 2022）。
2. 非人類行動者的設計納入
隨著「後人類主義」（Posthumanism）崛起，設計亦開始思考如何納入生態系統與 AI 主體。建築事務所「Terrapin Bright Green」在生物多樣性規劃中，利用 AI 分析物種遷徙數據，模擬「非人類使用者」的棲地需求（Terrapin, 2020）。
3. 韌性設計的在地實踐
面對極端氣候挑戰，設計逐漸轉向「韌性導向」。例如曼谷的「Bangkok 2100」計畫，融合在地工藝智慧與 AI 洪水模擬，設計可隨水位變動而調整的浮動社區（Boontharm, 2021）。
生成式 AI 工具如 DALL·E 或 MidJourney 降低設計創作門檻，卻可能侵蝕專業價值。荷蘭設計團隊「Next Nature Network」提出「AI 輔助共創」框架，在食品設計專案中讓 AI 生成原型，再由社區成員投票選出，平衡創意效率與民主參與（Next Nature, 2022）。
2. 非人類行動者的設計納入
隨著「後人類主義」（Posthumanism）崛起，設計亦開始思考如何納入生態系統與 AI 主體。建築事務所「Terrapin Bright Green」在生物多樣性規劃中，利用 AI 分析物種遷徙數據，模擬「非人類使用者」的棲地需求（Terrapin, 2020）。
3. 韌性設計的在地實踐
面對極端氣候挑戰，設計逐漸轉向「韌性導向」。例如曼谷的「Bangkok 2100」計畫，融合在地工藝智慧與 AI 洪水模擬，設計可隨水位變動而調整的浮動社區（Boontharm, 2021）。
▎設計作為重構人性的實踐
從「以人為本」到「以人性為本」，設計的終極關懷不再是「解決問題」，而是「重構關係」——人與技術、人與自然、人與他者之間的關係。如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所言：「在液態現代性中，設計是修復社會紐帶的針線。」在 AI 技術飛速演進的當下，設計的使命應是讓技術成為「人性的鏡子」，而非「異化的推手」。
▎以人性為本的設計（Humanity-Centered Design）
「以人性為本的設計」是一種設計實踐方式，強調設計師不再僅僅聚焦於個體的需求，而是將目光放在整個社會，關注深層且系統性的問題。當設計師與社群合作、鎖定真正的問題、進行系統分析，並共同設計出小規模、簡單可行的介入策略時，才能真正實現逐步改善的目標。
「以人性為本」是解決複雜全球議題的關鍵（Don Norman）。
從個體到系統：以人性為本的設計如何重塑未來
在當今快速變遷的世界中，氣候危機、貧富差距、資訊失真等複雜問題層出不窮，傳統設計思維已難以應對這些「惡性問題」（Wicked Problems）。設計領域亟需一場革命——從聚焦個人需求的「以使用者為中心」（User-Centered Design, UCD），邁向關注社會系統的「以人性為本的設計」（Humanity-Centered Design, HCD）。這不僅是方法上的轉向，更是一場重新定義設計角色與人類責任的思維躍升。
人性化設計：從個體到社會的視野拓展
傳統的「以人為本設計」（HCD）雖然強調滿足使用者需求，卻常侷限於個人層面，忽略問題背後的系統性根源。認知科學家唐·諾曼（Don Norman）指出，真正的突破在於將視野擴展至「人性」層次——設計師需承擔更廣泛的社會責任，從經濟模式、文化多樣性到生態系統，全面回應人類社會的深層矛盾。
例如，面對海洋塑膠污染，若僅設計「更環保的吸管」，無異於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；唯有深入檢視跨國供應鏈、回收制度缺失，乃至消費文化等系統性因素，才能觸及問題核心。這種從「個體」邁向「整體」的思維轉變，正是人性化設計的核心精神。
突破設計盲區：四大社會挑戰
要實踐人性化設計，必須直面當前阻礙創新的四大結構性困境：
1. 單一文化視角的陷阱
多數設計師深受西方教育體系影響，形成思維同質化，猶如農業中的「單一作物」，雖高效卻脆弱。若缺乏多元文化的洞察，設計方案可能看似創新，實則加劇文化剝削。例如，某些「為非洲設計」的援助計畫，因忽略當地知識與脈絡，最終成為無效甚至有害的介入。
2. 經濟不平等的系統性扭曲
亞當·史密斯筆下的「看不見的手」已被現代財富壟斷所扭曲。當資源分配極度失衡，設計若僅服務頂層需求，無形中將鞏固既有的階級鴻溝。例如，智慧城市若只優化富裕區域，反而可能進一步邊緣化弱勢群體。
3. 政治失靈下的全球治理真空
如氣候變遷等跨國議題，常受強權利益糾葛而停滯不前。設計師需超越國界思維，從全球公民的視角重構協作機制。例如，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碳權追蹤，即是一種試圖突破政治僵局的創新實踐。
4. 資訊混亂時代的認知危機
假新聞與演算法濾鏡導致人們難以理解真實世界。設計師應借鑒「資訊生態系」的概念，打造促進多元對話的平台，而非強化對立與偏見。
五大原則：人性化設計的行動框架
為破解上述挑戰，人性化設計提出五大實踐原則，將理念落實為具體行動：
1. 生態系統思維：設計即關係
設計應納入人類、自然與科技的動態平衡。例如，荷蘭的「循環經濟島」計畫，不僅優化廢棄物處理，更重新設計產品生命週期，讓塑膠從「垃圾」轉化為建材，打造零廢棄生態鏈。
2. 根治問題，而非緩解症狀
運用「五個為什麼」（5 Whys）探究問題根源。以印度空氣污染為例，透過層層追問，政策從禁止農民焚燒稻草，轉向提供可行的秸稈回收技術，才能真正調和農業慣性與經濟誘因之間的衝突。
3. 長期主義的系統佈局
摒棄短視近利的思維，設計應預見數十年後的深遠影響。例如，哥本哈根的「暴雨應對系統」結合綠地與地下儲水，不僅防洪，更預先適應極端氣候的未來，體現跨世代責任感。
4. 迭代驗證：從小規模實驗到系統轉型
透過小規模試點測試可行性，再逐步擴展規模。肯亞的「M-Pesa」行動支付系統，最初為解決偏鄉匯款困難，經持續調整與擴充，最終重塑整個國家的金融生態，成為全球新興市場的創新典範。
5. 與社群共創，而非替代決策
設計師應從「問題解決者」轉型為「協作者」，激發在地智慧。例如，巴西貧民窟的「參與式城市規劃」由居民主導公共空間改造，不僅提升使用效率，更強化社區凝聚力，體現由內而外的變革力量。
設計未來：從物件到制度的典範轉移
人性化設計的終極目標，是重構當代的政治與經濟制度。例如，「荷蘭循環經濟協議」透過立法，要求企業負起產品回收責任，將線性經濟轉化為閉環體系；又如「烏托邦檔案館」等敘事設計倡議，則以想像力引導公眾參與價值觀的重塑。
這股設計思潮正悄然改寫我們對設計的定義——設計不再只是創造「物品」的技藝，更是建構「關係」與「未來」的系統工程。當設計師擁抱系統思維、文化謙遜與長期主義，才能真正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，為地球與人類共築更具韌性的未來藍圖。
「以人性為本」是解決複雜全球議題的關鍵（Don Norman）。
從個體到系統：以人性為本的設計如何重塑未來
在當今快速變遷的世界中，氣候危機、貧富差距、資訊失真等複雜問題層出不窮，傳統設計思維已難以應對這些「惡性問題」（Wicked Problems）。設計領域亟需一場革命——從聚焦個人需求的「以使用者為中心」（User-Centered Design, UCD），邁向關注社會系統的「以人性為本的設計」（Humanity-Centered Design, HCD）。這不僅是方法上的轉向，更是一場重新定義設計角色與人類責任的思維躍升。
人性化設計：從個體到社會的視野拓展
傳統的「以人為本設計」（HCD）雖然強調滿足使用者需求，卻常侷限於個人層面，忽略問題背後的系統性根源。認知科學家唐·諾曼（Don Norman）指出，真正的突破在於將視野擴展至「人性」層次——設計師需承擔更廣泛的社會責任，從經濟模式、文化多樣性到生態系統，全面回應人類社會的深層矛盾。
例如，面對海洋塑膠污染，若僅設計「更環保的吸管」，無異於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；唯有深入檢視跨國供應鏈、回收制度缺失，乃至消費文化等系統性因素，才能觸及問題核心。這種從「個體」邁向「整體」的思維轉變，正是人性化設計的核心精神。
突破設計盲區：四大社會挑戰
要實踐人性化設計，必須直面當前阻礙創新的四大結構性困境：
1. 單一文化視角的陷阱
多數設計師深受西方教育體系影響，形成思維同質化，猶如農業中的「單一作物」，雖高效卻脆弱。若缺乏多元文化的洞察，設計方案可能看似創新，實則加劇文化剝削。例如，某些「為非洲設計」的援助計畫，因忽略當地知識與脈絡，最終成為無效甚至有害的介入。
2. 經濟不平等的系統性扭曲
亞當·史密斯筆下的「看不見的手」已被現代財富壟斷所扭曲。當資源分配極度失衡，設計若僅服務頂層需求，無形中將鞏固既有的階級鴻溝。例如，智慧城市若只優化富裕區域，反而可能進一步邊緣化弱勢群體。
3. 政治失靈下的全球治理真空
如氣候變遷等跨國議題，常受強權利益糾葛而停滯不前。設計師需超越國界思維，從全球公民的視角重構協作機制。例如，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碳權追蹤，即是一種試圖突破政治僵局的創新實踐。
4. 資訊混亂時代的認知危機
假新聞與演算法濾鏡導致人們難以理解真實世界。設計師應借鑒「資訊生態系」的概念，打造促進多元對話的平台，而非強化對立與偏見。
五大原則：人性化設計的行動框架
為破解上述挑戰，人性化設計提出五大實踐原則，將理念落實為具體行動：
1. 生態系統思維：設計即關係
設計應納入人類、自然與科技的動態平衡。例如，荷蘭的「循環經濟島」計畫，不僅優化廢棄物處理，更重新設計產品生命週期，讓塑膠從「垃圾」轉化為建材，打造零廢棄生態鏈。
2. 根治問題，而非緩解症狀
運用「五個為什麼」（5 Whys）探究問題根源。以印度空氣污染為例，透過層層追問，政策從禁止農民焚燒稻草，轉向提供可行的秸稈回收技術，才能真正調和農業慣性與經濟誘因之間的衝突。
3. 長期主義的系統佈局
摒棄短視近利的思維，設計應預見數十年後的深遠影響。例如，哥本哈根的「暴雨應對系統」結合綠地與地下儲水，不僅防洪，更預先適應極端氣候的未來，體現跨世代責任感。
4. 迭代驗證：從小規模實驗到系統轉型
透過小規模試點測試可行性，再逐步擴展規模。肯亞的「M-Pesa」行動支付系統，最初為解決偏鄉匯款困難，經持續調整與擴充，最終重塑整個國家的金融生態，成為全球新興市場的創新典範。
5. 與社群共創，而非替代決策
設計師應從「問題解決者」轉型為「協作者」，激發在地智慧。例如，巴西貧民窟的「參與式城市規劃」由居民主導公共空間改造，不僅提升使用效率，更強化社區凝聚力，體現由內而外的變革力量。
設計未來：從物件到制度的典範轉移
人性化設計的終極目標，是重構當代的政治與經濟制度。例如，「荷蘭循環經濟協議」透過立法，要求企業負起產品回收責任，將線性經濟轉化為閉環體系；又如「烏托邦檔案館」等敘事設計倡議，則以想像力引導公眾參與價值觀的重塑。
這股設計思潮正悄然改寫我們對設計的定義——設計不再只是創造「物品」的技藝，更是建構「關係」與「未來」的系統工程。當設計師擁抱系統思維、文化謙遜與長期主義，才能真正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，為地球與人類共築更具韌性的未來藍圖。
▎結語
面對21世紀的複雜挑戰，人性化設計提供了一種可能：將同理心從個體延伸至整個生態系統，將創意從產品昇華為制度創新。這是一段沒有終點的旅程，但每一個設計行動，都是對「更好世界」的一次定義與實踐。
文章原始連結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p/16AQUTS6QX/
*此文章首圖使用 AI 創新情境生成工具 生成。
文章原始連結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p/16AQUTS6QX/
*此文章首圖使用 AI 創新情境生成工具 生成。
